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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素梅 我对祖灵的誓约不变(组图)

发布时间:2021-11-24   浏览次数:

  青岛东路10号的小白楼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如今是“立法委员”们办公的第二会馆。一早,披着长发的高金素梅走进来,脸上有一种清水气。忙完这一天,又是一个生日了。

  9月26日,她在“立法院”吁请“内务委员会前往钓鱼岛列屿登岛并宣示中国主权”,响应的“立委”不到十人,临时提案未能成立。这位无党团的原住民“立委”总是在票数游戏中受挫,但似乎愈挫愈勇。就像一个行走江湖的武林中人终须身怀几样绝技,她怀中的一门暗器叫作“坚持”,另一门叫“骠悍”,适当的时候,“妩媚”也可发镖出去一位台湾资深媒体人对我说:高金是个妩媚的女人。从政11年间,她性格中一些潜伏着的因子得以张扬,层层裹在妩媚上。

  几任“行政院长”分别接过她的镖。上任之初站在质询席上,她对“行政院长”说:“我希望待会儿你要求你的阁揆团队放下手上正在看的文件(如记者在“立法院”议场所见,每位部长面前一只茶杯,一堆文件,每周两个全天的施政总质询确实漫长),听我这个高中毕业的泰雅族原住民代表,在这里好好给你们上一段原住民的历史课。”

  本届“行政院长”王金平这样说:“她每次都讲,院长我听你的,但原住民法案一定要通过。反正都是赖给我啦……回头想想她争取的方式,是有很高智慧的。”

  对族人,她不必用这些,只须伸出手去握他们的手,去听、去看、去行动就够了。当她对某个提问脱口而出“那是你们汉人(才会有众议而无决的结果)”时,我被一种来自血缘、族群、陌生文化的强力撞了一下。

  高金素梅是现在时,正坐在我面前;金素梅是过去时,35岁前的姓名。当她面对族人,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吉娃斯·阿丽。转随母姓,从汉族回到泰雅族,是她对“我是谁”的认定和归依。

  在泰雅族,一个新生儿若长得好看,会被取名吉娃斯。许多个吉娃斯如何区别?就看后面跟着的父亲或母亲的名。阿丽是母亲的名,泰雅语里竹笋的意思。竹笋是泰雅族地区最丰盛的植物,也是食物、器皿、打击乐器的来源。

  安徽巢湖人金培德,十几岁离家当兵,1949年跟着国军到了台湾,在台中县和平乡落脚。和平乡里,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各占四分之一,外省人被称作老欧瓦(台语,老芋头),闽南人被称为憨吉(番薯),都是地里不值钱的作物。

  举目无亲,毫无社经地位的外省人与原住民联姻,在当时很普遍。于是“高香妹自愿嫁给金培德,但不放弃山地山胞身分”,多亏当年留下这张纸片,金素梅在升级高金素梅的过程中才没有被地方政要借法律条款拦截成功。即使如此,办证人员还是不明白:好好的汉人为什么要退回原住民身份?

  原住民本是台湾的主人,岛上生活史可上溯千年。1895年日本殖民台湾后,统称原住民为“蕃”。台湾原住民有14个不同的族群,几乎每一个都在日据时期遭受了巨大的劳力剥削以及语言、习俗的破坏。

  将原住民集结起来参与作战,就是所谓“高砂义勇队”。高砂是日本传说中天皇的盾牌,这些山民即被当作血肉之盾、战场炮灰。高金素梅率族人去靖国神社抗议的意思,就是不能把这种侮辱延续下去。

  日本侵略者走了,中华民国来了。高金说,二者在歧视原住民的根本上没有不同,“只不过老蒋比日本人少一些武力而已。”日本统治者赐原住民以日本名,中华民国为便于管理以抽签的形式分配汉姓,母亲阿丽的“高”姓就是这么抽来的。每当有人言及“本家”,她只是淡然:恐怕我们追不到共同的祖先。

  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规定不准说民族语言,只能讲普通话,违者会被打手心,或者胸前挂块牌子,上面写“我要说国语”。对于本民族或原住民的历史,除了偶尔能在奶奶脸上看到纹脸、在山上下来的族人口中听到泰雅语,金素梅的了解基本为零。

  她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歧视和强烈的族群对立,就像她所在乡的名字“和平”,那里的人们纯朴友善,没有敌意。

  “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她说,“乡下的邻居不关门的,吃饭时间大人们一吆喝,小孩儿端着碗筷就在外头吃了。乡下对孩子的功课也不会特别在意,放了学,小朋友就开始跳橡皮圈,男生推弹珠、玩牌什么的。大一点的拿一把吉他就开始唱歌……唱歌从来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访谈中,她两次哼唱,清唱。一次是高中迎新晚会上的表演,“我又回到那个海边,拾起一个小小贝壳……”一次是她演的《不了情》的片尾曲,童安格的“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很少看到有人在私下里这么大方、享受地歌唱。

  简单地说,金素梅唱了18年,其间演了不算多的电视剧和电影,其中有一些形象还留在人们心中,像琼瑶作品《婉君》里那个漂亮泼辣、舍身救主的丫鬟嫣红,以及李安《喜宴》中那个性感不让钟楚红的薇薇。她说,表演只是工作,离开演艺圈也只是顺其自然。

  在台湾,有人说她命苦。投资影楼,一把大火6条人命;33岁,查出肝癌。这两件接踵而至的不幸,让性格中一些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特质得以显现。

  “大火那天我恰好就在现场。火来得非常快,玻璃爆了之后,烟是顺着影楼的旋转楼梯往上蹿,所以整个火场里遇难的人其实是被呛晕,没能跑出去。我自己也呛伤,被送到医院,在病房里听到凄厉的哭声,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我很小就开始打工,挣自己的学费,所以自然而然会体谅人家,会替别人着想。”

  “(肝癌)手术以后的一个月,刚好9·21大地震。那短短几年,就是在感受人生的无常跟变化……我就跟着佛光山、红十字会,开始走那些部落。虽然刀口很长,很疼,但我觉得我必须要去,要给他们一点力量。”

  在影楼大火善后中的“负责任”和“9·21”地震后在南投县的奔忙,使得离开演艺圈的金素梅有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她也震惊于在部落中的见闻,想为原住民做些事情。在和平乡当民意代表的哥哥和一些亲友劝她说,不如从政。

  在战胜一些法律上的刁难、找回了原住民这个身份后,金素梅成了高金素梅,毅然决然投入原住民立委的选战。

  “不好玩的游戏,特别辛苦,尤其是原住民选区很大。3年里我跑了30个山地乡,两百多个村,八百多个部落,几乎是一户一户地去握手,选票就是这样一张张握出来的。第一次选举没有经验,我以为我是名人,到哪儿都聚集很多人,他们说喜欢你,要你签名,跟你握手。我心想,好棒啊,一定当选。可是后来发现,这个握手签名不见得就代表他会投票给你。因为选举太复杂了,它有派系、有家族、有教会、有党派,各种因素。

  “当歌手、艺人跟从政完全是两回事情,两个系统。开票时,在派系、家族色彩比较深厚部落的选票上,我已经输了。半小时以后,我的票突然增加,那是都会区的选票。可能是知识水平高一些,也可能年轻人多一些,或者是要求改变的一些原住民投给我的。最后我是8600票当选,一共选4席,我的票数排第三名。当时脑袋一片空白:我当选了,我要做什么事情呢?还真的一无所知。”

  高金委员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找回历史,花很多时间学习,花很多时间到部落里去。当历史与现状相勾连,当一点一滴的个人、地区诉求连成一片,她才知道自己该在立法院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她的发声跟以往的原住民代表很不同,因其充满韵律和节奏感,因其重音、切分音和休止符的把握技巧,堪称另一种歌唱。

  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我放弃了我的高跟鞋,放弃了我的化妆,就用非常素的脸见大家,然后穿着民族服装,甚至纹上脸进立法院,我就是要把这个鲜明的立场告诉大家,也告诉我自己,不要忘记你来这边的使命是什么。”

  看过《赛德克·巴莱》,再听高金讲纹脸。“它相当于成人礼,也是一种荣誉的象征,男人如果很会狩猎,很英勇,女人如果手很巧,很会编织,都能纹脸。后来学了人类学跟民族学,了解到它还有区分族别、防止外族带着病菌闯入的卫生防御功用。”

  2002年,为了抗议和抵制政府将核废料贮放兰屿,高金画上纹脸站在“立法院”席上,质询“行政院长”游锡堃,效果强烈,使得政府官员到兰屿向达悟族道歉(1982年未与当地商量,就将核废料迁置那里)。虽然核废料至今仍在那里,但政府已经学会道歉和埋单。

  她至今记得初去“立法院”的“震撼教育”。一次是选举院长,两个党(两个男人)为了她那张无党派选票几乎打了起来,媒体拍到了菜鸟期的高金立委拍胸脯“怕怕”的照片。还有许多次,看到台上吵架台下握手的戏码,她说,立法委员比演员还会演戏。”她很快度过了她的学徒期。

  她的做事风格是老牛型的,不取巧,苦干实干。“当选后我第一次到部落去,有个老人家握着我的手掉眼泪,说没想到一个立委可以这样来看我们。长期以来,原住民立委是选上了人就走了,不会再到部落里去。我开了这个风气,弄得他们也很辛苦,选上也要走基层了。”

  为了搞清楚需要整修的山区路况,她跟助手们开着车一段段驶过、编了号,才向交通部提出质询。团队中的林怡君说,这是个很另类的团队,每个人都得会十八般武艺:除了案头工作,脚力要好,要会唱歌跳舞,还要能上街喊口号。

  屏东县来义乡乡长廖志强说:她跟乡亲在一起,能最快捕捉到他们的需求在哪里。她走到哪里,补助经费就流向哪里。她把积压了十几年的问题一股脑丢在行政院议场内,像投下一枚枚小炸弹。

  有人说高金会作秀、擅演戏。“我必须要反驳,那不是演戏。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只要他看到、接触到族人长期以来所受的委屈,相信他的态度会跟我一样。”

  如果跟着十年前的高金一个个部落走过来,会看到泥路、带泥的自来水、缺位的蓄水塔、挡土墙、用铁丝绑在一起的破旧的木制篮球架……她的第一反应是:怎么会相差那么多?原住动已延续三十多年,部分形式上的歧视或忽视是消除了,但原住民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民主时代,选票政治。原住民总人口54万,去掉未成年人只有十多万至二十多万张选票,不足以影响一个权力人物的产生。再加上原住民分布广、底子薄,许多投入都是基础性建设,不能令官员有看得见的政绩,所以,几乎每一点改善都要在抗议请愿中成行,它们不在官员的视野和政府的预算之中。

  问政11年,经历两次政党轮替,高金说她搞清楚了一件事:不管蓝绿,都把原住民政策当花瓶,都把相关议题敷衍为“假装正义或多元”。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她在政治舞台上的举动有多强悍、多戏剧,原住民的委屈就有多深,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有多激烈。

  在现代的政治、法律、文牍程序闯入之前,原住民部落有他们自己的生存观念和治理模式。比方说,没有国家概念,但有族群的区别;土地是共同所有,大家一起耕作,共同分享作物,没有私有制带来的“所有权”文件。况且原住民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不懂“立字为据”,也似无必要。在他们那里,一张张脸,一个个人,就是信用、契约本身。

  部落的大事如何决定?“每一个族不一样,像排湾族,它有头目制度,头目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泰雅族没有头目,是一个合议制。但是我们有长老,就是部落里长期以来对族人有贡献的人,所以他讲的话就特别有分量,但不是谁一句话就能决定大家要做什么事情的。”

  “现代的选举制度破坏了我们的合议制度。因为选举产生了乡长,乡长乡公所就有了资源,我要建马路,必须到乡公所去执行。中央的钱不会给合议部落里面的这些人,而是给乡公所。当所有的资源流向所谓的行政系统,合议制度就会慢慢式微,它没有权力了。为什么原住民不再信任台湾政府?就是长期以来,它用一套律法的形式来实施管理,也不到部落里面来做沟通和说明,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在推动原住民自治法草案通过这也是现代的方式,先立法,就一切正当了长期以来,原住民自己管理自己好好的,是因为你用你所谓的律法,把一件不合体的衣服穿在我身上,憋手憋脚,所以造成现在这么多的伤痛,这么多的误会,这么多的冲突。”

  20世纪最伟大政治理论家之一汉娜·阿伦特等人早已分析过:民主体制的特征就是通过一套民主程序将政策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并强调通过权力的分立来限制这种权利。但今日的民主多半已在将权力高度集中的路上陷入形式的窠臼和程序的正义,再没有人追问政治的本来涵义和民主的实质:政府的权力来自哪里?民主制度的实行,也必然导致人越来越处于受管制状态,必然离原住民传统那种自然、松散的管理越来越远。

  2002年、2009年,原住民自治法草案两度被退回。“因为财政权、土地权、自然资源使用权、脱离县市政府直属中央,这4个权力中央是不肯下放的。”又因为票数的游戏规则已定,这个法若能通过,才是奇迹。

  高金说,政治是阶段性的,但文化是可以延续的,它就是生命、生活本身;原住民文化的核心就是“自然”。比如,他们跟山林之间是互动而非主宰的关系。一个猎人今天去山林打猎,打到今天够一家人吃的,就会折回;孩子长大了要成家,要盖间屋,砍一棵树,须种回一棵树,是互相给予。原住民没有储蓄的观念,用多少,拿多少,绝对不多拿。这是一种智慧。

  “我们以前也没有电冰箱,因为整座屋后面的山都是我家的冰箱,为什么要多猎多捕,然后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存着呢?你们有储蓄的概念,有未雨绸缪,所以才会出现一个物种濒临灭绝,或者整座山林不见了,然后又要来生态环保了。”

  “今天,打猎不再是只为了生存,它成为一个经济模式。因为这个社会有“中药炖山珍”或者吃野味的需求,部落里没有工作的原住民只好帮山下的山产店去猎捕他需求以外的动植物,作为经济来源。你了解吗?猎人不是破坏生态的杀手,原住民也不是不要我们的传统,而是不断不断有这样现代的经济模式、利的诱惑来破坏摧毁我们和自然的关系。”

  有一次,高金带着录音笔、照相机,对一个部落老人做访谈。“老人说,吉娃斯,你以后来,可不可以不带这个,不要带相机,不要带录音机。我说为什么?他说,当这些器材不见了的时候,你就没有我的声音了。他的意思是说,你只要带你的心、你的眼睛,还有你的耳朵来就好了。我当时一下子觉得,老人太有智慧了。”

  “我们有语言,没有文字,没有办法记录,但它是口耳相传的。口耳相传是什么?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是一种温暖,一种记忆。现在电脑这么普及,资讯这么发达,世界如此辽阔,为什么人反而特别孤独、特别焦躁了呢?因为没有跟人的互动了嘛。所有的东西都在通过书本或虚拟世界传递,它会变得不确定,也没有体温了。”

  现在,高金已经不需要刻意穿原住民服装了,大家都知道她代表谁。她至今没有加入任何党派,虽然11年间不断有人向她招手。

  “入了党,对选举好处很多,会有很多资源和支持,不用那么辛苦。但是一旦当我隶属于某个党派,如果想要争取的政策跟政党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坚持族人的立场了。所以再辛苦,我都要以单纯的原住民身份参选。我对我的族人负责,不对任何政党负责。第一届当选我在立法院宣誓的时候,这就是我对祖灵的誓约,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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